2026/7/24 15:50:48 背景 在全球范围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较高，且存在治疗缺口。草酸艾司西酞普兰作为临床常用的抗抑郁药，其作用靶点单一且易引起胃肠道不适等不良反应。蒙药匝迪-5味丸具有多靶点抗抑郁机制及改善肠道菌群的独特优势，但目前尚缺乏草酸艾司西酞普兰与匝迪-5味丸联合治疗首次抑郁发作的随机对照试验，且缺少对其代谢安全性及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目的 探讨匝迪-5味丸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首次抑郁发作的效果及安全性，为蒙医药治疗抑郁发作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纳入2023年1月—2024年12月在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或住院治疗、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抑郁发作诊断标准的103例患者，均为首次发作。采用Excel软件的RAND函数生成随机数，将患者分为研究组（n=52）和对照组（n=51）。两组均接受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由5 mg/d起始，逐渐加量至20 mg/d，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匝迪-5味丸，13粒/d。两组疗程均为6周。于治疗前及治疗第2、4、6周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项版（HAMD-24）评定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并于上述时间点当日7∶00空腹采集静脉血，检测肝功能（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以及甘油三酯和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血药浓度。结果 共100例患者完成研究，研究组和对照组各50例。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HAMD-24评分的组别与时间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_交互=18.070，P<0.01），治疗第4、6周末，研究组HAMD-24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均<0.05）。治疗后各时间点，研究组HAMD-24评分减分率均高于同期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甘油三酯水平组别与时间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_交互=3.381，P<0.05），治疗后，研究组甘油三酯水平呈下降趋势，对照组呈上升趋势。肝功能（谷丙转氨酶与谷草转氨酶）及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血药浓度的组别与时间的交互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与单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相比，匝迪-5味丸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首次抑郁发作的效果更好，且未增加肝损伤风险；联合用药对血脂代谢可能具有潜在的改善作用。]]> 2026/7/24 15:50:49 背景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以躁狂与抑郁交替发作为特征的严重精神障碍，具有高复发率、高致残率的特点。老年患者因神经退行性改变，认知功能受损往往更严重。对双相情感障碍的临床干预以药物治疗为主，但药物对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有限，甚至部分药物可能加重认知障碍。有氧运动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手段，在精神疾病患者的认知功能改善方面展现出积极作用，然而，针对老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相关研究仍较缺乏。目的 探讨有氧运动对老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为该群体认知功能改善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试验，选取2024年1月—2025年3月在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双相情感障碍诊断标准的老年患者6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0例。两组均接受富马酸喹硫平片和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研究组在此基础上接受有氧运动（包括慢走、做操、跑步），每周3次、每次30 min。于基线期及干预第3、6、9、12周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项版（HAMD-24）、杨氏躁狂评定量表（YMRS）、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以及中国修订韦氏记忆量表（WMS-RC）进行评定。结果 HAMD-24评分的时间效应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124.564，P<0.01）；YMRS评分的时间效应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145.608，P<0.01），时间与组别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14.968，P<0.05）。干预第3、9、12周末，研究组YMRS评分均低于同期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MoCA评分的时间效应和组别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F=99.347、16.623，P均<0.01）；WMS-RC记忆商数的时间效应、组别效应以及时间与组别的交互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F=64.678、10.197、12.472，P均<0.01）。干预第6、9、12周末，研究组MoCA评分和WMS-RC记忆商数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有氧运动可能有助于改善老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躁狂症状及认知功能，尤其是记忆能力。]]> 2026/7/24 15:50:50 背景 脑小血管病（CSVD）在中老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较高，致残率、死亡率较高，给家庭及社会造成沉重负担。在CSVD的诸多临床表现中，认知障碍最为常见，也是与精神医学实践关联最为密切的神经精神综合征。既往针对CSVD相关认知障碍（CSVD-CI）的研究多集中于影像学领域，关于无创电生理及脑血流的研究相对较少。目的 分析CSVD-CI患者事件相关电位（ERP）及功能近红外光谱成像（fNIRS）的特征，并考查其与脑白质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以期为CSVD-CI的客观评估与早期识别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2024年12月—2025年12月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40例符合《中国脑小血管病诊治指南2020》诊断标准且伴有认知障碍的CSVD患者为病例组，同期招募与病例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40名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两组均接受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MMSE）评定、ERP-P300检测以及fNIRS检测。比较两组ERP-P300指标、fNIRS全脑及认知相关感兴趣区域（ROI）的功能连接强度。对患者脑白质病变严重程度进行分级：Fazekas Ⅰ级组（轻度白质病变）与Fazekas Ⅱ~Ⅲ级组（中重度白质病变）。采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脑白质病变Fazekas分级与ERP-P300潜伏期、fNIRS功能连接强度的相关性。结果 CSVD-CI组MMSE评分低于对照组（Z=-6.250，P<0.01），ERP-P300潜伏期长于对照组（t=12.291，P<0.01）。Fazekas分级Ⅰ级亚组MMSE评分高于Ⅱ~Ⅲ级亚组（Z=-2.420，P<0.05），P300潜伏期低于Ⅱ~Ⅲ级亚组（Z=-4.210，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SVD-CI组静息态全脑功能连接强度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243，P<0.05）。与对照组相比，CSVD-CI组左侧前运动皮质（PMC）、右侧PMC、左侧额极皮层（FPC）、右侧FPC、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右侧DLPFC、左侧眶额皮层（OFC）和右侧OFC区域内的功能连接强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_FDR校正均<0.01）。CSVD-CI组和对照组在多个前额叶相关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_FDR校正均<0.01）。CSVD-CI患者脑白质病变严重程度与P300潜伏期呈正相关（r_s=0.891，P<0.05），与fNIRS功能连接强度呈负相关（r_s=-0.359，P<0.05）。结论 CSVD-CI患者存在P300潜伏期延长、静息态全脑及前额叶多个脑区的功能连接强度降低，且上述指标与脑白质病变严重程度相关。]]> 2026/7/24 15:50:51 背景 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已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经验回避模型指出，童年创伤会通过情绪失调导致NSSI行为。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单一的心理或社会因素，缺乏对同属社会心理范畴的情绪失调与社交焦虑二者交互作用的综合探讨。目的 探究童年创伤与住院青少年NSSI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情绪失调的中介作用及社交焦虑的调节作用，为针对性干预青少年的NSSI行为提供参考。方法 连续纳入2025年3月—12月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住院治疗的、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中NSSI诊断标准的282例青少年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童年期创伤量表（CTQ）、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和精简版青少年社交焦虑量表（SAS-A）进行评定。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 4.1中的模型4和模型58分别检验情绪失调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交焦虑的调节作用。结果 CTQ评分与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评分呈正相关（r=0.279，P<0.01）。情绪失调在童年创伤与NSSI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112（95% CI： 0.043~0.208），占总效应的40.14%。社交焦虑可调节童年创伤与情绪失调之间的关系，效应值为0.102（95% CI： 0.008~0.196）；同时，社交焦虑也在情绪失调与NSSI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效应值为0.130（95% CI： 0.033~0.226）。结论 情绪失调可能在童年创伤与住院青少年NSSI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社交焦虑同时调节了该中介过程的前半段和后半段路径。]]> 2026/7/24 15:50:51 背景 强迫症（OCD）致残负担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U）与强迫症状严重程度相关，但其神经机制尚未阐明。小脑可能参与不确定性加工且OCD患者的小脑存在结构和功能异常，但目前尚缺乏对其自发活动在IU与强迫症状关联中的直接证据。目的 探讨OCD患者小脑自发神经活动在IU与强迫症状之间的作用路径，为理解OCD的神经机制提供新的视角。方法 选取2022年11月—2024年11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门诊就诊的、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OCD诊断标准的51例OCD患者（OCD组）。同期社区招募与OCD组性别和年龄相匹配的43名志愿者为对照组。采集两组受试者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采用低频振幅（ALFF）分析方法比较两组全脑自发神经活动的差异；使用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BOCS）和简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US-12）进行评定。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OCD患者小脑ALFF提取值与各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以IU为自变量，强迫症状为因变量，组间差异脑区ALFF提取值为中介变量，使用SPSS 24.0插件Process 4.0的模型4检验差异脑区ALFF提取值在IU与强迫症状之间的作用路径，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共47名OCD患者和40名对照者完成本研究。OCD组右侧小脑Crus Ⅱ区的ALFF提取值低于对照组（t=-5.254，FWE校正后P<0.0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OCD组右侧小脑Crus Ⅱ区ALFF提取值与Y-BOCS总评分（r=-0.851）、强迫行为分量表评分（r=-0.647）、IUS-12总评分（r=-0.617）及预期性IU分量表评分（r=-0.717）均呈负相关（P均<0.01）；预期性IU分量表评分与Y-BOCS总评分（r=0.811）及强迫行为分量表评分（r=0.535）均呈正相关（P均<0.01）。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右侧小脑Crus Ⅱ区ALFF提取值在预期性IU对强迫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64（95% CI：0.004~0.136），占总效应的24.57%。结论 OCD患者右侧小脑Crus Ⅱ区自发神经活动降低，并与IU及强迫症状相关。该脑区在IU影响强迫行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2026/7/24 15:50:52 背景 疼痛是重性抑郁障碍（MDD）患者常见的躯体症状之一，MDD与疼痛的高共病率不仅加重患者的身心痛苦，降低治疗依从性，还导致预后不良，已成为MDD临床管理中的棘手问题。焦虑症状与MDD患者的疼痛程度密切相关，但其调控机制尚不明确。尽管有证据提示抑郁症状、疼痛警觉性与意识可能参与疼痛感知的调节，但鲜有研究将二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究其在焦虑症状与疼痛程度之间的中介作用。目的 探究抑郁症状和疼痛警觉性与意识在MDD患者焦虑症状与疼痛程度之间的作用路径，以期为MDD伴发疼痛的精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2025年5月—9月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就诊、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中MDD诊断标准的患者249例。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版（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疼痛警觉性与意识问卷（PVAQ）以及数字评定量表（NRS）进行评定。采用偏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SS Process宏程序的模型4分析抑郁症状、疼痛警觉性与意识在焦虑症状与疼痛程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检出135例（54.22%）患者存在疼痛，其中，轻度疼痛59例（43.70%），中度疼痛43例（31.85%），严重疼痛33例（24.45%）。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DD患者HAMD-17评分、HAMA评分、PVAQ评分及NRS评分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r=0.198~0.424，P<0.05或0.01）。焦虑症状可正向预测疼痛程度，直接效应值为0.128（95% CI：0.065~0.190）。抑郁症状和疼痛警觉性与意识分别在焦虑症状与疼痛程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57（95% CI：0.029~0.089）、0.042（95% CI：0.016~0.079），效应量分别为25.22%和18.58%。结论 MDD患者的焦虑症状可正向预测疼痛程度，也可以通过抑郁症状和疼痛警觉性与意识的平行中介作用介导。]]> 2026/7/24 15:50:53 背景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是一种高发的睡眠呼吸障碍，其病理生理机制复杂。觉醒阈值（ArTH）作为OSA的关键非解剖学机制，与OSA严重程度及临床表现密切相关。然而，目前关于ArTH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其在不同遗传背景人群中的特征及差异尚不明确。目的 探索ArTH在不同遗传背景OSA患者中的差异，分析影响ArTH的关键因素，以期为OSA的病理机制研究及针对性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2年12月—2024年5月在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中心接受整夜多导睡眠监测（PSG）、符合《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多学科诊疗指南》OSA诊断标准的285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设计，将患者分为两个不同的遗传背景亚组（以下简称“A组”与“B组”）。采集患者的基本资料、临床资料、Epworth嗜睡量表（ESS）评分及夜间PSG数据；根据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最低脉搏血氧饱和度（LSpO₂）及低通气呼吸事件比例（F_Hypopneas）计算ArTH。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低ArTH的影响因素。结果 在285例OSA患者中，A组227例（79.65%），B组58例（20.35%）。两组低ArTH比例、ESS评分、PSG数据以及低ArTH的三项标准（AHI<30次/h、LSpO₂>82.5%和F_Hypopneas>58.3%）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OR=2.421，95% CI：1.070~5.478）、BMI（OR=0.847，95% CI：0.770~0.932）、N1期持续时间（OR=0.974，95% CI：0.963~0.985）、高血压（OR=0.348，95% CI：0.143~0.848）是OSA患者低ArTH的独立影响因素。分层分析显示，在A组中，性别（OR=3.799，95% CI：1.389~10.392）、BMI（OR=0.819，95% CI：0.723~0.929）及N1期持续时间（OR=0.973，95% CI：0.961~0.986）仍为低ArTH的独立影响因素；在B组中，仅N1期持续时间（OR=0.951，95% CI：0.911~0.993）是低ArTH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ArTH在不同遗传背景的OSA患者中可能具有保守性特征，但OSA的病理生理机制可能存在人群异质性。]]> 2026/7/24 15:50:54 背景 当前关于抑郁症状与脑卒中及全因死亡风险的研究多聚焦于老年群体或合并慢性病的高危人群。中青年人群的抑郁症状对脑卒中及全因死亡风险的长期影响仍缺乏系统评估，相关证据尚不充分。目的 探讨中青年人群抑郁症状与脑卒中及全因死亡风险的关联性，拓展该年龄段的风险证据，为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及制定干预策略提供流行病学依据。方法 基于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NHANES）数据库2009年—2018年的数据，纳入14 947名18~64岁的中青年受访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Logistic回归及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模型分析抑郁症状与脑卒中的相关性。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RCS模型及绘制Kaplan-Meier（K-M）生存曲线，分析抑郁症状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系。为验证主要结论的稳健性，按性别、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体质量指数（BMI）及年龄分层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无明显抑郁组相比，轻度抑郁组脑卒中患病风险增加53.50%（OR=1.535，95% CI：1.147~2.053），中重度抑郁组增加132.90%（OR=2.329，95% CI：1.733~3.129）。RCS分析显示，PHQ-9评分与脑卒中患病风险呈近似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for non-linearity}=0.089），随着PHQ-9评分升高，脑卒中患病风险呈上升趋势。Cox回归分析显示，与无明显抑郁组相比，轻度抑郁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48.80%（HR=1.488，95% CI：1.164~1.902），中重度抑郁组增加70.60%（HR=1.706，95% CI：1.310~2.221）。RCS分析显示，PHQ-9评分与全因死亡风险呈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for non-linearity}=0.440）。K-M曲线提示，随着抑郁症状程度加重，全因死亡风险逐渐上升（P<0.05）。敏感性分析显示，抑郁症状与脑卒中及全因死亡风险的关系不受性别、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BMI及年龄分层的影响，结论稳健。结论 在中青年人群中，轻度抑郁和中重度抑郁均与脑卒中及全因死亡风险升高相关，且中重度抑郁组的风险更高；抑郁症状与上述风险存在正向剂量-反应关系。]]> 2026/7/24 15:50:55 背景 慢病共病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较高，且显著影响其身心健康与慢性病管理。睡眠质量与心理功能密切相关，但关于慢性病共病患者睡眠质量动态变化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证据仍然不足。目的 探讨慢性病共病患者从住院至出院后6个月的睡眠质量变化轨迹，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早期识别高风险人群及制定个性化睡眠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2023年1月—2024年9月以心血管及代谢性慢性病为主的住院慢性病共病患者228例。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睡眠功能障碍评定量表（SDRS）、反刍思维量表（RRS）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于住院期间进行评定（基线期），并于出院后1、3、6个月采用SDRS评定睡眠质量。采用潜类别增长模型识别睡眠质量变化轨迹的潜在类别；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201例慢性病共病患者。潜类别增长模型结果显示，基于4个时间点（基线期、出院后1个月、出院后3个月以及出院后6个月）的睡眠质量数据，共识别出3种睡眠质量变化轨迹类型：持续高睡眠障碍组72例（35.82%）、中睡眠障碍-进展组73例（36.32%）和低睡眠障碍组56例（27.86%）。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低睡眠障碍组相比，家庭人均月收入<3 000元（β=13.131，P<0.01）及3 000~5 000元（β=5.913，P<0.05）、年龄45~65岁（β=9.536，P<0.05）、共病数量3种（β=7.792，P<0.05）或>3种（β=6.626，P<0.05）、RRS评分较高（β=0.334，P<0.01）以及HADS评分较高（β=1.628，P<0.05）更易归入持续高睡眠障碍组；年龄45~65岁（β=2.777，P<0.01）、共病数量3种（β=3.802，P<0.05）或>3种（β=2.463，P<0.05）、RRS评分较高（β=0.111，P<0.01）以及HADS评分较高（β=0.350，P<0.05）更易归入中睡眠障碍-进展组。结论 慢性病共病患者睡眠质量变化轨迹存在群体异质性，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共病数量、反刍思维和焦虑抑郁症状是慢性病共病患者睡眠质量变化轨迹的主要影响因素。]]> 2026/7/24 15:50:56 背景 童年不良经历（ACEs）是全生命周期精神病理风险的强预测因子，在个体发育早期即可对身心健康产生广泛的不良影响。ACEs不仅增加儿童精神病理的发生风险，还可能影响睡眠质量，并导致认知功能受损。然而，介导ACEs所致认知功能受损的早期神经生物学机制尚未阐明。目的 探讨ACEs暴露与儿童精神病理风险、睡眠障碍及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并从神经发育视角考查壳核体积在ACEs与认知功能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使用美国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ABCD）研究的大样本数据，以10 572名9~10岁儿童为研究对象，根据家长及儿童报告的ACEs累积得分，将儿童分为5组：无暴露组（0种ACEs）、1种暴露组、2种暴露组、3种暴露组及高危暴露组（≥4种ACEs）。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ACEs与精神病理症状（儿童行为量表T分≥65）的关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究ACEs与儿童睡眠障碍量表（SDSC）评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认知功能工具箱（NIHTB-CB）以及大脑皮层及皮层下多个结构之间的关联。利用Bootstrap法检验壳核体积在ACEs与神经认知功能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控制混杂因素后，ACEs累积得分与儿童精神病理症状相关，且二者存在剂量-反应关系。高危暴露组出现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的风险分别为无暴露组的2.08倍（OR=2.080，95% CI：1.401~3.088）和3.13倍（OR=3.132，95% CI：1.703~5.760），品行问题的发生风险则为无暴露组的4.68倍（OR=4.681，95% CI：2.528~8.669）。ACEs累积得分对SDSC总评分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080，95% CI：0.059~0.102），对睡眠-觉醒转换障碍（β=0.086，95% CI：0.063~0.109）及入睡与维持睡眠障碍（β=0.066，95% CI：0.043~0.089）的正向预测作用相对较强。在认知功能与脑结构方面，ACEs累积得分可负向预测总体认知复合得分（β=-0.025，95% CI：-0.050~-0.001）、晶体认知复合得分（β=-0.035，95% CI：-0.060~-0.010）、左侧壳核体积（β=-0.025，95% CI：-0.046~-0.003）以及右侧壳核体积（β=-0.023，95% CI：-0.044~-0.003）。全壳核体积在ACEs与总体认知复合得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02（95% CI：-0.004~-0.001），效应量为7.49%。结论 ACEs暴露可能增加儿童精神病理与睡眠障碍的发生风险，还可能导致神经认知功能受损。壳核体积减小可能是ACEs影响儿童认知功能的潜在神经生物学路径。]]> 2026/7/24 15:50:57 背景 医务人员职业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既往研究多聚焦于流行病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对医务人员抑郁-焦虑症状网络结构的异质性特征尚缺乏充分认识。目的 比较医务人员与社区居民抑郁-焦虑症状网络的差异，为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促进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2年6月1日—2024年12月31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广东省东莞市9个镇街（园区）的公立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 959名医务人员以及该区域的2 412名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以及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进行调查。使用R 4.0.0的qgraph包进行网络可视化，使用networktools包计算网络的中心性指标，使用bootnet包进行网络结构可靠性评估，使用NetworkComparisionTest包比较医务人员与社区居民抑郁-焦虑症状网络的差异。结果 共1 792名医务人员和2 110名社区居民完成调查。医务人员轻、中、重度抑郁症状检出人数分别为381人（21.26%）、217人（12.11%）、169人（9.43%）；社区居民分别为322人（15.26%）、98人（4.64%）、66人（3.13%）。医务人员轻、中、重度焦虑症状检出人数分别为411人（22.94%）、126人（7.03%）、93人（5.19%）；社区居民分别为320人（15.17%）、73人（3.46%）、18人（0.85%）。两组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52.012、205.953，P均<0.01）。网络分析结果显示，医务人员的核心症状群为“不能控制的担忧”“精神运动迟缓”“不能放松”“情绪低落”，社区居民的核心症状群为“不能控制的担忧”“不能放松”“自卑感”“情绪低落”；两组人群网络结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0.275，P<0.05），医务人员网络结构的整体连接强度低于社区居民（7.523 vs. 7.950，S=0.426，P<0.05）。结论 医务人员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检出率均高于社区居民，其抑郁-焦虑症状网络更集中，核心症状更突出。]]> 2026/7/24 15:50:58 背景 负性情绪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多关注负性生活事件、反刍思维等因素对青少年负性情绪的影响，较少关注父母参与这一家庭保护作用，四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及机制尚不明确。目的 探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负性情绪的关联机制，重点分析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及父母参与的调节效应，为青少年负性情绪的预防与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于2025年6月使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某中学共600名在校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反刍思维量表（RRS）、对父母的感知量表（POPS）中的父母参与分量表以及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中文精简版（DASS-21）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 4.1中的模型4和模型7分别检验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父母参与的调节作用。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53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00%。青少年ASLEC评分和RRS评分与DASS-21评分均呈正相关（r=0.580、0.706，P均<0.01），ASLEC评分与RRS评分呈正相关（r=0.583，P<0.01）。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负性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531（95% CI：0.438~0.630），占总效应的55.60%。父母参与在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β=-0.109，P<0.05）。结论 青少年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负性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参与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反刍思维之间起调节作用。]]> 2026/7/24 15:50:59